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区别及司法适用

一、两罪的核心界定与关联

根据《刑法》规定，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第 286 条）针对的是 “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 三类行为，侵犯的客体是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与正常运行秩序；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第 287 条之二）针对的是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 的行为，侵犯的客体是网络空间公共秩序，本质是对下游网络犯罪的辅助行为。

两罪的关联点在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9 条明确，明知他人实施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刑法》第 286 条），为其提供 “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空间、通讯传输通道、费用结算、交易服务、广告服务、技术培训、技术支持等帮助”，且违法所得 5000 元以上的，应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共同犯罪。但该条款中的 “帮助行为”，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客观行为类型完全重合 —— 均包含技术支持、费用结算等辅助行为。

由此产生竞合情形：若行为人明知他人实施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仍提供上述帮助，既可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共犯，也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根据《刑法》第 287 条之二第 3 款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的规定，此类情形需通过 “量刑轻重比较” 确定最终罪名：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后果严重” 的法定刑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 为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法定刑为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显然，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处罚更重，故通常应优先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共犯。

二、典型案例解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司法认定）

案例一：李丙龙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检例第 33 号）—— 域名劫持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被告人李丙龙为牟取非法利益，冒充某知名网站工作人员，骗取该网站域名解析服务管理权限，修改网站子域名的 IP 指向，使其连接至自己租用的境外赌博网站广告页面，导致该网站（拥有 559 万有效用户，邮箱系统日均访问量 12.3 万）在 2014 年 10 月 21 日 19 时至 23 时无法正常运行，邮件系统访问量骤降至 4.43 万，未及获利即被抓获。

案例二：曾兴亮、王玉生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检例第 35 号）—— 锁定智能手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2016 年 10 月至 11 月，被告人曾兴亮、王玉生冒充女性诱骗被害人注销苹果手机原有 ID，改用二人提供的 ID 登录，随后远程修改 ID 密码并锁定手机，以解锁为条件索要钱财。其中，曾兴亮作案 21 起（锁定 21 部手机，索得 7290 元），王玉生作案 12 起（锁定 11 部手机，索得 4750 元）。

案例三：李森、何利民等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104 号）—— 干扰环境监测系统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2016 年 2 月至 3 月，被告人李森等人截留环境质量监测子站钥匙、窃取监控密码，多次用棉纱堵塞监测采样器，干扰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数据采集，导致监测数据严重失真（数据实时传输至国家监测总站并向社会公布，用于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何利民明知该行为未阻止，仅要求 “降低污染数值”；后众人删除监控视频掩盖罪行。

案例四：姚晓杰等 11 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检例第 69 号）——DDoS 攻击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2017 年 2 月至 3 月，被告人姚晓杰等人成立 “暗夜小组” 黑客组织，购买服务器资源，利用木马软件实施 DDoS 攻击（高频服务请求导致服务器瘫痪），三次攻击某互联网公司云服务器上的三家游戏公司，造成游戏无法登录、用户掉线，互联网公司为抢修支付 4 万余元。

三、两罪司法适用的关键区分

在实践中，区分两罪需把握三个核心要点：

通过上述区分与案例指引，可精准界定两罪的适用边界，既打击直接破坏计算机系统的犯罪，也遏制为网络犯罪提供辅助的行为，全面维护网络安全与信息系统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