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由于虐待行为多发生在家庭或 “类家庭” 私密场景,实物证据相对稀缺,言词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与一致性审查更显关键。以下从审查核心维度、具体审查方法、特殊主体言词证据注意事项三方面,系统梳理对言词证据的审查要点:
言词证据的审查本质是通过多方证据比对,判断其是否能共同指向待证事实(如虐待行为的存在、次数、手段、后果等),同时排除合理矛盾与无罪辩解。核心需围绕以下两点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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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陈述与证人证言的印证性审查
被害人是虐待行为的直接承受者,其陈述是案件的基础证据,但可能因恐惧、记忆偏差(如长期虐待导致的精神状态波动)或亲属关系顾虑,出现陈述不完整、不一致的情况。因此需重点审查:
- 细节一致性:被害人陈述的虐待时间(如 “每周三晚上”)、地点(如 “卧室衣柜旁”)、手段(如 “用皮带抽打背部”)、造成的身体感受(如 “背部持续疼痛一周”)等细节,是否与知情证人(如邻居、亲属、社区工作人员)的证言相互对应。例如,邻居称 “曾多次在周三晚听到被害人家中哭声和争吵声”,可与被害人陈述的虐待时间形成印证。
- 后果关联性:被害人陈述的 “因虐待导致失眠、无法下床”,是否与证人(如社区医生)证言中 “曾上门为被害人诊治,发现其背部有新旧交替的瘀伤,且精神萎靡” 相互匹配,进而佐证虐待行为的实际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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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证言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对应性审查
犯罪嫌疑人 / 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是重要抗辩证据,需审查其供述是否与其他言词证据存在逻辑矛盾,或能否被其他证据排除:
- 审查供述的稳定性:若犯罪嫌疑人前期否认虐待,后期承认,需关注其翻供理由是否合理(如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是否因证据压力被迫认罪);若供述始终一致,需判断其供述内容(如 “只是偶尔管教时动手,没有长期虐待”)是否与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存在冲突,且该冲突能否通过其他证据(如伤情鉴定、视听资料)排除。
- 排除无罪辩解的合理性:若犯罪嫌疑人以 “被害人自残”“家庭矛盾引发的偶然冲突” 等理由辩解,需审查该辩解是否符合常理 —— 例如,证人若证明 “长期看到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辱骂、推搡”,且被害人伤情鉴定显示 “存在多次、非自残性的外力损伤”,则可排除 “偶然冲突” 的辩解;若被害人陈述 “自残是因不堪长期虐待”,且有心理评估报告证明其存在因虐待导致的抑郁倾向,则可反驳 “被害人主动自残” 的辩解。
虐待案件的言词证据来源具有特殊性,需重点向接触过被害人或案件场景的单位、个人收集,并针对性审查其证言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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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害人系特殊主体(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残疾人)的情况
- 若被害人是未成年人,其陈述需结合年龄、认知能力审查:例如,低龄儿童可能无法准确表述虐待时间、手段,需通过其 “用动作模仿虐待行为”“指向受伤部位” 等细节,结合证人证言(如教师发现其身上伤痕)、鉴定意见综合判断;若被害人是精神病人或智力残疾人,需审查其陈述是否在意识清晰时作出,有无监护人或专业人员在场见证,且陈述内容是否与其他证据(如护理人员证言、伤情记录)相互印证。
- 言词证据存在 “一对一” 矛盾的情况
若仅存在被害人陈述与犯罪嫌疑人辩解,无其他证人佐证(如家庭内部虐待,无邻居察觉),需通过 “间接言词证据 + 实物证据” 补强:例如,被害人陈述 “长期被锁在房间”,可结合社区水电记录(如该房间用电用水长期异常)、开锁师傅证言(“曾多次应犯罪嫌疑人要求为该房间开锁”)间接印证;同时结合伤情鉴定 “被害人存在长期缺乏活动导致的肌肉萎缩”,进一步佐证虐待行为的持续性。
对虐待罪言词证据的审查,需坚持 “全面收集、多方比对、排除合理怀疑” 的原则:既要关注单个言词证据的真实性(如证人与当事人的利害关系、被害人的陈述能力),更要注重不同言词证据之间、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如鉴定意见、视听资料)的关联性与一致性。只有通过层层验证,排除矛盾与合理辩解,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准确认定虐待行为是否成立及情节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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