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涉及虐待罪等家庭暴力案件中，视听资料作为直观呈现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其审查需围绕 “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三大核心展开，同时注重与其他证据的相互印证，以确保其证明力。结合司法实践，对视听资料的审查可从以下维度系统推进：
真实性是视听资料作为定案依据的前提，需重点核查其是否客观反映案件事实，有无被人为加工、修改的痕迹，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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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载体与来源审查
- 优先核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如拍摄的手机、相机、监控设备硬盘等），确认载体是否完好、未被损坏或替换；若提交的是复制件（如 U 盘、光盘中的照片 / 视频），需审查复制过程是否规范（如是否有复制时间记录、复制人签名，是否与原始载体内容完全一致），避免因复制环节导致内容失真。
- 追溯视听资料的来源主体：明确照片 / 视频是被害人本人、亲属、邻居拍摄，还是村（居）委会、妇联等单位工作人员在介入调解时固定，或监控设备自动录制。来源主体与案件的关联度（如是否为利害关系人）会影响其客观性，需结合主体身份综合判断（例如，邻居偶然拍摄的家暴现场，客观性通常高于施暴者亲属单方面提供的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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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细节的合理性审查
- 核对视听资料中的时间、地点、人物、行为是否与案件其他事实一致：例如，照片显示的被害人伤口位置、红肿程度，是否与被害人陈述的 “被施暴部位”“施暴时间” 匹配；视频中施暴者的衣着、现场环境（如家具摆放、墙面痕迹），是否与证人证言描述的场景相符。
- 警惕 “断章取义”：若视听资料是片段化内容（如仅拍摄到被害人反抗的画面，未拍摄施暴者先动手的过程），需审查是否存在刻意截取、掩盖关键情节的情况，必要时要求提供完整视频或结合其他证据（如被害人伤情鉴定、证人证言）还原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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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层面的真实性验证
- 对有疑问的视听资料，可委托专业机构审查技术参数：例如，照片的拍摄时间、Exif 信息（如光圈、快门、GPS 定位）是否被修改；视频的帧率、码率是否连贯，有无后期剪辑、合成的痕迹（如画面衔接处的色差、声音与口型不匹配）。若技术鉴定显示存在篡改，该视听资料不得作为定案依据。
视听资料的收集程序需符合《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非法收集的证据可能被排除，具体审查要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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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权力机关收集的合法性
- 若视听资料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收集（如出警时拍摄的现场视频、调取的监控录像），需审查收集手续：是否出具《调取证据通知书》，是否有证据持有人（如小区物业、学校）的签名确认，收集过程是否有同步录音录像记录（避免 “暗箱操作”）。
- 禁止 “非法取证”：例如，公安机关不得通过暴力、威胁手段强迫被害人或证人拍摄 “指证视频”，不得私自破解施暴者的手机获取私人视频（需经法定程序批准，如搜查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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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或单位收集的合法性
- 个人（如被害人、邻居）或单位（如妇联、学校）收集的视听资料，需符合 “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的原则：例如，在自己家中安装摄像头拍摄家暴过程，因拍摄范围是自身居住空间，未侵犯他人隐私，程序合法；但擅自拍摄施暴者的卧室、浴室等私密空间，或通过偷录、窃听获取的与家暴无关的私人对话，则可能因侵犯隐私权被认定为非法证据。
- 单位收集的证据需符合 “职责范围”：例如，幼儿园老师发现儿童身上有疑似虐待的伤痕，拍摄照片并提交给公安机关，属于履行监护观察职责的合法行为；但单位工作人员超出职责范围，私自拍摄他人家庭生活场景（如跟踪拍摄施暴者的私人活动），则可能因程序违法影响证据效力。
视听资料需直接或间接证明 “虐待行为存在”“虐待情节”“因果关系” 等案件核心事实，无关内容不具有证明力，具体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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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虐待行为的直接关联
- 确认视听资料是否直接反映虐待行为本身：例如，视频清晰拍摄到施暴者对被害人实施打骂、冻饿、限制人身自由（如锁在房间）的画面，照片清晰显示被害人因虐待导致的伤口（如淤青、烫伤、骨折外固定），此类资料与虐待行为直接关联，证明力较强。
- 排除 “无关证据”：例如，仅拍摄到家庭成员间的日常争吵（无肢体冲突、侮辱性语言），或被害人过往因意外受伤的照片，与 “虐待行为” 无关联，不得作为认定虐待罪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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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情节恶劣” 的关联
- 若案件需证明虐待行为 “情节恶劣”（如长期虐待、手段残忍），需审查视听资料是否能佐证该情节：例如，多张不同时间拍摄的被害人伤痕照片（间隔数月），可证明虐待的 “持续性”；视频显示施暴者使用棍棒、热水等工具殴打被害人，可证明 “手段残忍”；照片显示被害人因虐待导致肢体残疾、精神恍惚，可证明 “后果严重”。
- 若视听资料仅能证明单次轻微冲突（如推搡、口角），无其他证据证明长期虐待，则无法单独支撑 “情节恶劣” 的认定。
虐待案件中，单一视听资料往往难以全面证明案件事实，需与言词证据（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施暴者供述）、实物证据（伤情鉴定、病历、被损坏的物品）相互印证，排除矛盾，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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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印证
- 核心审查 “细节匹配度”：例如，被害人陈述 “3 月 5 日被丈夫用皮带抽打背部，导致大片淤青”，证人证言 “当天听到其家中争吵，后看到被害人背部有深色痕迹”，而照片显示 3 月 6 日被害人背部有长条状淤青，且淤青形态与皮带抽打痕迹一致 —— 三者在时间、部位、伤痕形态上相互印证，可强化视听资料的证明力。
- 若存在矛盾，需排查原因：例如，被害人陈述 “被扇耳光导致耳膜穿孔”，但照片仅显示面部红肿，无耳膜穿孔的直接证据，需结合病历（如医院诊断证明）、伤情鉴定（如耳膜穿孔的法医鉴定）进一步核实，若鉴定确认存在耳膜穿孔且与外力击打有关，即使照片未直接显示穿孔，仍可通过证据链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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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鉴定意见、书证的印证
- 与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印证：被害人伤口照片显示的损伤部位、程度，需与法医鉴定结论（如 “轻微伤”“轻伤二级”“重伤”）一致。例如，照片显示被害人手臂有骨折畸形，鉴定意见为 “右肱骨粉碎性骨折，构成轻伤一级”，二者可相互佐证虐待行为造成的伤害后果。
- 与病历、日常记录印证：若被害人有多次就医记录（如因 “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 反复就诊），照片中的伤痕时间、部位需与病历记载的就诊时间、伤情描述匹配；若村（居）委会有多次调解记录（如 “2023 年 5 月、7 月两次调解甲乙双方家暴纠纷”），视听资料的拍摄时间可与调解记录时间对应，证明虐待的 “经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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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家庭” 关系中的视听资料
- 对于寄养、同居等 “类家庭” 关系（如保姆虐待被寄养儿童、同居伴侣间的家暴），视听资料可能多由第三方（如寄养机构工作人员、邻居）固定，需重点审查拍摄者是否 “在场”（如是否亲眼目睹虐待过程），避免因 “道听途说” 拍摄无关内容；同时，需结合 “类家庭” 的生活模式（如保姆与被寄养儿童的日常相处时间），判断视听资料是否覆盖关键生活场景（如卧室、厨房，而非仅公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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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精神病人作为被害人的视听资料
- 若被害人是未成年人（如儿童）或精神病人，其认知能力有限，可能无法清晰陈述案件事实，视听资料的证明作用更为关键。需审查：照片 / 视频是否在被害人状态稳定时拍摄（如儿童未受惊吓、精神病人未发病），是否有监护人、法定代理人在场见证拍摄过程；视听资料中的内容是否符合被害人的年龄、认知水平（如儿童描述的 “被阿姨掐脸”，与照片中面部掐痕一致，可信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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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对虐待案件视听资料的审查，需从 “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三维度切入，既关注单个证据的细节合规性，更注重与其他证据的联动印证，最终形成逻辑闭环，避免因证据瑕疵导致案件事实认定偏差，同时也能有效排除虚假证据，保障施暴者与被害人双方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