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后又出卖行为的认定

关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后又出卖行为的定性，需依据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逻辑明确认定标准，具体分析如下：

一、法律拟制规定下的定罪原则

《刑法》第 241 条第 5 款明确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出卖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该条款属于法律拟制，即无论案件具体情节如何，均将原本可能构成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与 “拐卖妇女、儿童罪” 并罚的情形，拟制为仅以 “拐卖妇女、儿童罪” 一罪定罪处罚。

适用该拟制规定无需区分以下情形：

收买目的：无论行为人最初是出于收养、结婚、役使等何种目的收买；
出卖时间：无论收买行为完成后经过多久再实施出卖行为（如收买后立即出卖、收买数月或数年后出卖）；
出卖动机：无论出于获利、摆脱负担、应他人要求等何种动机出卖，只要存在 “先收买、后出卖” 的行为链条，即直接以拐卖妇女、儿童罪一罪论处。

二、“应被收买人要求转卖” 行为的认定

实践中存在 “按照收买的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要求，将其转卖给他人” 的特殊情形，对此需从 “被害人承诺的效力” 与 “行为社会危害性” 两方面综合判断：

1. 核心争议：被害人承诺能否排除犯罪性

此类行为涉及 “基于权利人（被收买的妇女、儿童）自愿的损害行为”，是否能像正当防卫、紧急避险那样，因具备排除社会危害性的属性而成为不构成犯罪的正当事由。根据我国立法精神与司法实践共识：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属于核心基本权利，即便获得被害人同意，一般也不得对其进行损害或剥夺（仅轻伤等极轻微损害除外）。

2. 行为定性：仍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

尽管被收买的妇女、儿童主动要求转卖，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其真实意愿的反映，但需明确两点关键限制：

自主选择权受限：被收买人处于被控制、被支配的弱势地位，其 “要求转卖” 的意愿可能是在主客观困境（如无法自行脱离收买人控制、缺乏返乡途径等）下的无奈选择，并非完全自由的意思表示；
社会危害性仍存：转卖行为本质上仍是对人身权利的交易与侵害，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破坏正常的人身权利保护秩序，为法律明确禁止。

因此，即便存在被收买人要求转卖的情节，对实施转卖行为的被告人，仍应认定为拐卖妇女、儿童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