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某诬告陷害案——行政投诉中错告或检举失实的法律定性

一、案例信息

案号：2023-06-1-191-002

案由：刑事/诬告陷害罪（行政投诉型，最终认定无罪）

审理法院：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法院（一审）

裁判日期：2021年9月27日（二审）、2021年4月29日（一审）

二审案号：（2021）豫16刑终440号

一审案号：（2020）豫1626刑初4号

二、关键词

刑事；诬告陷害罪；行政行为；投诉；主观意图；错告；检举失实；无罪；撤回抗诉

三、裁判要旨

诬告陷害罪的核心认定逻辑：认定诬告陷害罪需同时满足“主观上具有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的目的”“客观上实施捏造事实的行为”“社会危害性达到情节严重程度”三个核心要件，缺一不可。
行政投诉与诬告陷害的界限：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反映问题，即使存在错告或检举失实，若投诉目的是维护自身合法财产权益，主观上无追究他人刑事责任的意图，且未向司法机关举报，未启动司法程序的，不构成诬告陷害罪。
“错告”与“捏造”的区分：因自身专业知识局限（如对动物疫病认知偏差）及行政机关程序瑕疵（如未送达书面检测结果）导致的投诉内容与事实不符，属于“错告”范畴，与故意“捏造事实”有本质区别。

四、案例详情

（一）基本案情

本案围绕“何某因养殖场生猪扑杀补偿问题向行政机关投诉，是否构成诬告陷害罪”展开，核心争议为“行政投诉中错告行为与诬告陷害罪的界限”，具体涉案事实如下：

案件起因：养殖场疫情与行政处理 2018年12月24日左右，何某在淮阳区曹河乡经营的养殖场发生疫情，何某向乡动物疫病防检中心报告，该中心对部分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
2019年1月4日，淮阳区农牧局专家组调查后，检测未发现非洲猪瘟，结论为多病原混合感染，建议全场捕杀、无害化处理；
1月5日，区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决定对该养殖场生猪强制扑杀，1月11日相关部门对1741头活体生猪进行捕杀，符合补贴标准的1201头补助67.99万元，病死猪中符合理赔标准的448头获赔249144元。
何某的诉求与争议焦点认知偏差与诉求：何某凭自身认知认为养殖场疫情符合非洲猪瘟症状，对农牧局“非非洲猪瘟”的检测结果不服，要求出具书面检测报告、按非洲猪瘟1200元/头标准赔偿，并需征得其同意后方可捕杀；
进一步核查：1月20日国家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确认，该养殖场及周边非洲猪瘟均为阴性，排除非洲猪瘟疫情。
投诉行为与案件处理行政投诉：2019年1月21日，何某向国家农村农业部投诉，反映淮阳区农牧局局长郑某失职渎职、故意隐瞒疫情，及农牧局工作人员未出具检验报告、抢夺生猪销毁证据等问题；
一审判决：2021年4月29日，淮阳区法院认定何某无罪；
二审结果：公诉机关抗诉后，周口市检察院认为抗诉不当申请撤回抗诉，2021年9月27日周口中院裁定准许撤回抗诉，一审无罪判决生效。

（二）诉讼核心争议

1. 何某向国家农村农业部投诉的行为，是正当维权还是构成诬告陷害罪？

2. 何某投诉内容与事实不符，该行为属于“错告”“检举失实”还是“捏造事实”？

3. 如何认定诬告陷害罪中“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的主观要件？

4. 何某的投诉未引发司法程序，是否达到诬告陷害罪“情节严重”的标准？

五、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围绕“诬告陷害罪的构成要件”“主观意图认定”“行为性质区分”展开核心论证，具体理由如下：

主观要件不符：无“使他人受刑事追究”的意图投诉目的指向行政维权：何某投诉的对象是国家农村农业部——农牧局的行政主管部门，而非司法机关，投诉核心是解决补偿标准争议、维护自身财产权益，并非要求追究郑某刑事责任；
主观心态合理：何某因缺乏动物疫病专业知识，对疫情症状认知存在偏差，加之农牧局未及时送达书面检测结果，其对行政处理结果提出质疑符合常理，无明确的“陷害”故意。
客观要件不符：未实施“捏造事实”的行为“失实”与“捏造”的本质区别：何某投诉内容虽与事实不符，但源于其对疫情的错误判断及对行政程序的误解，属于“错告或检举失实”；而“捏造事实”需行为人主动虚构不存在的事实，本案无证据证明何某存在故意虚构内容的行为；
公诉机关举证不足：公诉机关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何某“捏造事实”，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其投诉内容失实，无法证明其主观上有捏造的故意。
社会危害性未达“情节严重”标准未引发司法程序：何某的投诉仅停留在行政层面，司法机关未对被投诉人郑某启动任何刑事程序，未造成司法资源浪费，也未对郑某的人身权利造成刑事追责层面的侵害；
危害程度有限：其行为本质是行政争议中的维权行为，虽投诉内容失实，但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不符合诬告陷害罪“情节严重”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