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力执行” 时间节点的把握

200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明确，本罪所涉 “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特指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基于此，司法实践中对 “有能力执行” 时间节点的认定，已普遍排除 “诉前说”（诉讼前）、“宣判说”（裁判宣告时）等观点，但仍存在 “生效说” 与 “执始说” 两种核心争议，具体分析及结论如下：

一、争议焦点：“生效说” 与 “执始说” 的分歧

观点类型	核心主张	主要依据
执始说	认定行为人有无执行能力的时间节点，应为 “执行程序开始后”（即法院立案执行时）；执行程序开始前，行为人即使有财产或履行能力，也不作为判断 “有能力执行” 的依据	认为 “拒不执行” 的前提是 “执行程序已启动”，未进入执行程序时，不存在 “抗拒执行” 的对象，故仅需审查执行阶段的能力状态
生效说	认定 “有能力执行” 的时间节点，应为 “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时”；自裁判生效起，无论是否启动执行程序，均需审查行为人此时及之后的执行能力	认为裁判生效后，当事人权利义务已确定，义务人即负有履行义务，规避履行的行为已侵犯生效裁判权威，与是否启动执行程序无关

二、应坚持 “生效说” 的核心理由

结合立法本意、司法实践需求及权威指导案例，“有能力执行” 的时间节点应采 “生效说”，具体理由如下：

1. 裁判生效后，义务人的履行义务已法定确立，与执行程序是否启动无关

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时，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已明确，义务人（被执行人）的履行义务已由法律强制确认 —— 无论权利人是否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是否立案执行，义务人均应主动、及时履行裁判内容。
若采 “执始说”，则会导致 “裁判生效后、执行启动前” 出现监管空白：义务人可利用该时间差（可能长达数月）转移、隐匿财产，待执行程序启动时已无 “显性财产”，造成 “执行被动”，违背本罪 “打击规避执行、保障裁判权威” 的立法初衷。

2. 立法变迁明确体现 “排除执始说、倾向生效说” 的态度

对比相关立法及司法解释的内容变化，可清晰看出立法对时间节点的态度倾向：

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曾明确，审查执行能力的时间节点为 “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书之后”（接近 “执始说”）；
200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删除了该时间限制，未对 “执行能力的审查时间” 作出任何程序上的限定 —— 这一修改表明，立法不再将 “执行程序启动” 作为认定前提，而是更关注 “义务人是否在裁判生效后实施规避执行行为”，本质上认可了 “生效说”。

3.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明确采纳 “生效说”

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71 号（毛建文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的裁判要旨明确指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时间从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时起算。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隐瞒、转移、故意毁损财产等拒不执行行为，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情节严重的，应当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
指导案例作为司法审判的参照依据，进一步确认了 “生效说” 的合法性与权威性，统一了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

三、实践延伸：“生效说” 的具体适用规则

在 “生效说” 的框架下，认定 “有能力执行” 的时间节点时，需把握以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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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时间范围：自判决、裁定生效时起，至刑事案件立案审理时止，在此期间内，行为人任何时间点具备执行能力（包括全部或部分能力），均应纳入 “有能力执行” 的审查范畴；
行为审查重点：需重点核查行为人在 “裁判生效后” 是否实施规避执行行为（如转移财产、隐匿收入、高消费等），即使执行程序未启动，该行为已侵犯生效裁判权威，符合本罪的行为要件；
排除 “执始说” 的例外情形：不存在 “执行程序未启动即不审查” 的例外 —— 即使权利人未申请执行，若有证据证明义务人在裁判生效后故意规避履行（如将财产赠与他人），且情节严重，仍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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