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某礼、鞠某智等案——恶势力犯罪的认定边界与寻衅滋事罪适用规则

一、案例信息

案号：2023-05-1-269-003

案由：刑事/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

审理法院：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0年12月3日

二审案号：（2020）津01刑终437号

二、关键词

刑事；寻衅滋事罪；恶势力；本质特征；犯罪动机；临时纠集

三、裁判要旨

恶势力犯罪的认定需同时满足“组织性”“实质性”“危害性”三大核心要件，缺一不可，具体边界规则如下：

组织性要求：排除临时纠集形态：恶势力需具备“经常纠集在一起”的组织特征，成员间需存在一定关联性或稳定协作关系；若行为人系因特定纠纷临时纠集不同人员，各被纠集者无密切联系及共同违法犯罪基础，仅出于帮忙或雇佣参与，不满足恶势力的组织性要求。
实质性要求：否定“事出有因”的犯罪动机：恶势力的核心实质是“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犯罪动机需具有“形成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的不法性；若犯罪系因民事权益争议（如房屋租赁纠纷）引发，行为人目的是实现争议权益而非攫取非法利益，不符合恶势力的实质特征。
危害性要求：需达到扰乱公共秩序标准：恶势力需通过多次违法犯罪“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侵害对象通常为不特定多人，形成一定“势力范围”；若犯罪行为仅针对特定对象，实施范围局限于争议区域，未对公共秩序造成广泛破坏，不满足危害性要求。
罪刑区分规则：行为人虽不构成恶势力犯罪，但为实现民事权益采用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等非法手段，侵犯刑法保护法益的，应依法以相应罪名定罪处罚，体现“民事纠纷不阻却刑事违法”的原则。

四、案例详情

（一）基本案情

本案围绕邢某礼、鞠某智等人为索要房租实施违法犯罪的行为定性展开，核心争议为“是否构成恶势力犯罪”，具体涉案事实如下：

案件起因：房屋租赁纠纷 2007年4月，鞠某智与天津某织物厂签订合同，承租某房产一至四层（2007.5.1-2022.4.30）；
2007年12月，王某峰（被害人）与该厂签订合同，承租该房产一至三层部分用于经营酒店（2008.1.1-2022.4.30）；
2014年，鞠某智起诉织物厂胜诉，法院判令该厂向其交付房产第四层及一、二层1400平方米场地（含王某峰租赁部分），王某峰据此向鞠某智交租；后该判决被二审撤销，王某峰停止向鞠某智及织物厂交租，鞠某智催收无果后求助邢某礼。
犯罪实施：邢某礼受鞠某智委托，先后临时纠集戴某强、李某宏等多人，以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的方式逼迫王某峰及王某交租或腾房，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
公诉意见：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以邢某礼等人构成恶势力犯罪提起公诉。

（二）诉讼进程与判决结果

一审判决（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20）津0104刑初229号，2020年9月14日）：以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对邢某礼、鞠某智等6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至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对邢某礼、鞠某智并处罚金；
责令各被告人退赔被害人财产损失及经济损失。
二审判决（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津01刑终437号，2020年12月3日）：邢某礼、鞠某智以“未纠集他人、无毁坏财物行为、量刑过重、有立功情节”为由上诉；
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未认定恶势力犯罪）。

五、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以恶势力犯罪三大构成要件为核心，结合案件事实否定恶势力认定，同时明确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定罪依据，具体理由如下：

否定恶势力犯罪的核心论证：组织性缺失：邢某礼、鞠某智每次作案均临时纠集不同人员，被纠集者或为帮忙或为雇佣，相互间无稳定联系及共同犯罪基础，不符合恶势力“经常纠集在一起”的组织特征；
实质性不符：本案源于合法租赁合同履行纠纷，行为人目的是追索争议房租，而非“为非作恶、谋求非法强势地位”，犯罪动机与起因不具有恶势力要求的不法性；
危害性不足：犯罪行为仅针对王某峰等特定被害人，实施范围局限于涉案1400平方米房产内，未对周边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广泛破坏，未形成恶劣社会影响，不符合危害性要求。
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定罪依据：民事纠纷不阻却刑事违法：虽案件事出有因，但行为人采用暴力、损毁财物等非法手段逼迫他人履行义务，侵犯了被害人人身权、财产权及社会管理秩序，已超出民事维权范畴；
符合犯罪构成：邢某礼等人随意殴打、恐吓他人（寻衅滋事罪），故意损毁被害人财物（故意毁坏财物罪），行为符合两罪构成要件，一审定性准确。
量刑维持的合理性：二审法院经审查，上诉人提出的“无犯罪行为、有立功情节”等上诉理由无证据支撑，一审结合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邢某礼、鞠某智为主犯，其他人为从犯）及犯罪后果判处的刑罚，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