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方面特征
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 无须判断实施客观行为的主观态度。本罪的主观是故意还是过失，理论上存在争议。一方面，行为人实施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国家规定的行为无疑是出于故意，但对自己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未必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从结果而论，不符合《刑法》第 14 条关于故意的规定；另一方面，通说认为，过失犯不能为危险犯。但本罪经《刑法修正案（七）》修改后变为危险犯，如认定为过失犯罪，则存在理论障碍。
国家制定动植物防疫、检疫规定的目的是防止动植物疫情发生。行为人如实施值得刑法调整的行为，且知道该行为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国家规定，对该行为可能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或疫情危险的结果至少具有过失。故从刑法理论的协调性出发，应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系故意，在实施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的行为上主客观相统一。而刑法条文中规定该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则是限制处罚范围的客观超过要素，无须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态度。这样在案件办理中，法律论证更加严谨，证据收集也更为便捷。
- “情节严重” 的主观与行为或结果相一致。如前所述，在行为人故意违反国家规定的情况下，无需考察其对所引起的重大动植物疫情或疫情风险的主观态度。但因在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风险的情况下，成立本罪，还需 “情节严重”，故应进一步确定 “情节严重” 的主观。
从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来看，“情节严重” 既包括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风险的程度严重，也包括违反国家规定的情节严重。笔者认为，应沿用前述的主观认定标准，即违反国家规定的情节严重应出于故意，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风险的情节严重，则无须考察主观态度。
比如立案追诉标准规定，“非法调运、生产、经营感染重大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的林木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或者森林植物产品” 属于情节严重，要认定犯罪，必须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涉案林木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或者森林植物产品感染重大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因故意也包括间接故意，故这里的明知系基于行为人的身份、经历等，根据涉案物品当时的状态、疫区的认定等，知道或应当知道行为对象是感染重大植物检疫性的有害生物。输入《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规定的禁止进境物逃避检疫，或者对特许进境的禁止进境物未有效控制与处置，导致其逃逸、扩散的，则只需判断行为人是否故意输入禁止进境物逃避检疫，或对特许进境的禁止进境物未有效控制与处置，但无须判断其对逃逸、扩散后果的主观心态。
- 违法性认识可能对主观故意有一定影响。公民具有学法、守法的义务，不知法并不能成为阻却犯罪成立的理由。但如前所述，本罪是行政犯，主观上需证实行为人故意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而动植物及其制品的生产、经营、运输等行为具有一定专业性，普通人确实难以知晓。实践中，行为人也常常以不知法作为辩解理由。
司法机关在认定本罪时应进行违法性认识可能的分析。首先，在行政机关依法履行了公告、宣传等职责，且能够及于行为人的情况下，行为人就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此种情况下，不知法原则上不能作为辩解理由；其次，如行为人为从事动植物经营、屠宰、运输等活动的人员，其应当具有的从业知识包括国家的检验、检疫相关要求；再次，违反动植物防疫、检疫国家规定行为常常表现为故意逃避主管部门的监管和处置，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违法、有关部门将查处，即使其并不准确知晓规范性文件的条文，也应认为其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了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最后，如果行为人仅是偶尔实施了如帮助他人运输动植物的行为，确无渠道知晓其行为违法，这种情况下，认定行为人主观有责需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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