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立法发展，始终围绕 “解决司法实践需求、强化司法权威保障” 展开，从 1979 年首次入刑到后续多次修订、解释，形成了逐步完善的规范体系，具体沿革如下：
新中国刑事法律首次明确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在 1979 年《刑法》第 157 条，该条将其与 “妨害公务罪” 规定在同一法条中，具体内容为：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或者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罚金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 立法动因：针对 “文化大革命” 后残留的 “轻视司法权威” 问题 —— 部分人对法院不利判决漠视，甚至存在打骂审判人员的行为，严重影响法院审判执行秩序，故通过立法恢复司法权的严肃性。
- 核心特征：
- 犯罪手段限定为 “以暴力、威胁方法”，未涵盖 “软对抗”“消极逃避” 等行为；
- 归属于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未单独归类，与妨害公务罪的界限模糊；
- 刑罚包含 “剥夺政治权利”，打击范围较宽泛。
随着改革开放深化、市场经济活跃，“执行难” 问题凸显，拒不执行行为呈现 “多样化、隐蔽化” 特征（如转移财产、消极应付等 “软对抗”），1979 年刑法的规定已无法满足需求。因此，1997 年《刑法》对本罪进行重大调整：
- 条文独立：将本罪从妨害公务罪中分离，单独列为第 313 条，归属于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下的 “妨害司法罪”，明确其 “妨害司法秩序” 的本质属性。
- 内容修订：
条文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 新增 “有能力执行”“情节严重” 两个核心要件，防止扩大打击面；
- 删除 “以暴力、威胁方法” 的限制，将 “消极逃避”“隐蔽转移财产” 等行为纳入规制，增强现实针对性；
- 刑罚中删除 “剥夺政治权利”，量刑更聚焦 “财产刑与自由刑”，与犯罪性质更匹配。
1997 年刑法修订后，司法实践中对 “有能力执行” 的判定标准、“情节严重” 的具体情形存在争议。为此，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作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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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 “有能力执行” 的定义：
指 “根据查实的证据证明，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具有履行特定行为义务的能力”。
- 列举 “情节严重” 的 6 种情形：
（1）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查封 / 扣押 / 责令保管的财产，或转移已冻结财产，致使裁判无法执行的；
（2）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执行中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裁判无法执行的；
（3）以暴力、威胁方法妨害执行，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4）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围困、扣押、殴打执行人员，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5）毁损、抢夺执行材料、公务车辆、器械及执行人员证件，造成严重后果的；
（6）其他妨害或抗拒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
未明确 “可供执行的财产”“履行特定行为义务的能力” 的具体判定标准，实践中仍存在认定分歧。
2000 年 12 月 14 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拒不执行人民法院调解书的行为是否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答复》明确：
刑法第 313 条规定的 “判决、裁定”，不包括人民法院的调解书—— 即拒不执行调解书的行为，当时不直接构成本罪。
200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解决 “犯罪对象不明、主体不明”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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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 “判决、裁定” 的范围：
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 “具有执行内容且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同时包含 “人民法院为执行支付令、生效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裁定”—— 即通过 “执行裁定” 的衔接，将调解书、仲裁裁决等非法院裁判文书的执行纳入保护范围。
- 重新界定 “情节严重” 的 5 种情形（更贴合实践需求）：
（1）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无偿 / 低价转让财产，致使裁判无法执行的；
（2）担保人 / 被执行人处分已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裁判无法执行的；
（3）协助执行义务人拒不协助，致使裁判无法执行的；
（4）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利用职权妨害执行，致使裁判无法执行的；
（5）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
- 扩大犯罪主体：明确包含 “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义务人”，突破此前仅聚焦 “被执行人” 的局限。
为解决 2002 年立法解释中 “暴力抗拒执行行为如何定性” 的模糊问题，2007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严肃查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和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犯罪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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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 2002 年立法解释中 “情节严重” 的 5 种情形；
- 明确 3 种 “以妨害公务罪论处” 的暴力抗拒执行行为：
（1）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围困、扣押、殴打执行人员，致使执行无法进行的；
（2）毁损、抢夺执行材料、公务车辆、器械及证件，造成严重后果的；
（3）其他以暴力、威胁方法妨害执行，致使执行无法进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细化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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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犯罪主体：单独规定 “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义务人、担保人等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强化 “义务导向” 的主体认定逻辑；
- 界定 “其他情节严重” 的 8 种情形（填补 2002 年立法解释的兜底条款）：
包括 “拒绝 / 虚假报告财产、违反消费限制经强制措施后仍不执行”“虚假诉讼 / 仲裁妨害执行”“拒不交付指定财物 / 迁出房屋”“暴力阻碍执行现场工作” 等，涵盖 “软对抗” 与 “硬抗拒” 多种行为；
- 调整暴力行为定性：此前以 “妨害公务罪” 论处的部分暴力抗拒行为，明确以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定罪（若与本解释冲突，此前规定失效）；
- 明确程序规则：细化自诉程序启动条件、案件管辖、从宽 / 从重处罚情节（如履行义务、获得谅解可从宽）。
针对 “量刑幅度不足”“单位犯罪未规制” 的问题，2015 年《刑法修正案（九）》对第 313 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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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刑期：新增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解决 “严重行为打击不足” 的问题；
- 增设单位主体：明确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规制单位规避执行的行为（如企业转移资产逃避债务）。
针对本罪自诉程序实践中 “受理标准不明确” 的问题，2018 年 6 月 5 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自诉案件受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8〕147 号），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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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诉案件的提起条件（如 “公诉转自诉” 需满足 “公安 / 检察院不予追究”）；
- 立案审查标准（如是否有证据证明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 受理后的程序衔接（如与执行部门的信息互通），确保自诉渠道畅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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