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贯彻刑事政策

一、锚定 “依法从严” 总方向，强化全链条打击

1. 立案与追诉环节：对拐卖、收买相关线索优先核查，深挖历史积案（如多年未破的被拐儿童案件），对符合立案条件的及时立案，对超过追诉时效但社会影响恶劣、被害人诉求强烈的案件，依法启动核准追诉程序，避免因时效问题放纵犯罪；
2. 侦查与指控环节：聚焦拐卖犯罪的 “拐、运、卖、买” 全链条，全面收集证据（如交易记录、人员轨迹、被害人陈述），不仅打击拐卖者，也依法追究收买者的刑事责任，尤其对收买后实施虐待、非法拘禁、强奸等关联犯罪的，强化证据固定，确保 “应诉尽诉”；
3. 刑罚裁量环节：对具有严重情节的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处罚，例如：
   •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组织、指挥全链条犯罪）、情节严重的主犯（如主导交易、控制被害人）、累犯（曾因拐卖或收买犯罪被处罚后再犯）；
   • 实施偷盗婴幼儿（如趁监护人不备偷走幼儿）、强抢儿童（如暴力抢夺未成年人）且情节严重的；
   • 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如卖到境外非法场所）、拐卖多人多次（如累计拐卖 3 人以上或多次实施拐卖），或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如拐卖过程中殴打致伤、被害人因绝望自杀）的；
   • 拐卖后对被害人实施故意杀害、故意伤害、猥亵、侮辱等行为的，需在数罪并罚时综合考量各罪情节，最终刑罚体现 “从严从重”，对符合《刑法》第 240 条 “情节特别严重” 的，依法判处死刑。

二、落实 “宽严相济” 政策，精准区分罪责

1. 聚焦打击重点，区分主从犯：拐卖犯罪常涉及多人多环节（如拐骗者、中转者、贩卖者、收买者），需根据各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划分主从犯 —— 对起组织、策划、主导作用的主犯从严惩处；对仅提供次要帮助（如偶尔协助看管被害人、传递消息）且人身危险性较低的从犯，可依法从轻、减轻处罚，避免过度追究次要参与者责任。
2. 针对 “家庭 / 亲友共同参与” 案件的差异化处理：
   • 若多名家庭成员或亲友共同参与 “出卖亲生子女”，或共同实施 “买人为妻”“买人为子” 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需先综合考察 “犯意提起者”（如谁先提出收买 / 出卖想法）、“关键行为实施者”（如谁负责联系交易、支付钱款），优先追究罪责较重者的刑事责任；
   • 对仅参与轻微辅助行为（如被动陪同交易、未实际控制被害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如未获利、未阻碍解救）的参与者，不认定为犯罪，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必要时可由公安机关予以治安管理处罚（如警告、罚款），体现 “宽” 的尺度，避免破坏家庭基本功能。
3. 结合行为人主观恶性与悔罪表现：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后，主动配合解救（如未阻碍被害人返回原籍、主动提供被害人下落）、真诚悔罪（如向被害人道歉、赔偿损失），且未实施虐待、非法拘禁等关联犯罪的，可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通过 “宽” 的激励引导行为人主动纠错，同时保障被害人权益。

三、坚守 “罪责刑相适应” 原则，确保办案效果

1. 避免 “唯结果论”：对拐卖、收买行为的量刑，不仅看是否造成伤亡、拐卖人数等结果，还需结合行为人主观动机（如是否为牟利、是否具有报复社会意图）、行为手段（如是否使用暴力、是否针对特殊群体如残疾儿童）、人身危险性（如是否为惯犯、是否有再犯可能）综合判断，例如：同样是拐卖 1 名儿童，使用暴力绑架与利用监护人疏忽拐骗，量刑应有所区别；
2. 兼顾 “修复性司法”：在从严打击的同时，注重对被害人的权益修复，例如：在案件办理中协调相关部门帮助被拐妇女、儿童寻找亲属、回归家庭，对因犯罪导致生活困难的被害人提供救助；对认罪悔罪的收买者，若其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且被害人同意谅解，可在量刑时酌情考量，实现 “惩罚与修复” 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