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拐卖妇女、儿童罪案件中，言词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 / 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是还原案件事实、认定犯罪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的核心依据，审查时需围绕犯罪构成要件与案件关键情节，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需结合各犯罪嫌疑人 / 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及相关证人证言，精准核查共同犯罪的形成过程：
- 犯意提起：明确是谁首先提出拐卖意图，提出时的具体场景、参与人员及他人的回应（如是否当场同意、是否有犹豫或反对后被说服的过程），避免因单一供述失真导致犯意归属错误；
- 组织与预谋：审查是否存在明确的组织策划行为（如约定拐卖目标群体、商议拐卖路线、制定控制被害人的方案等），各行为人对预谋内容的供述是否一致，若存在矛盾，需结合其他证据（如通话记录、资金往来）核实哪一方供述更符合客观事实；
- 分工情况：厘清各行为人在拐卖过程中的具体角色（如负责诱骗被害人、负责运输、负责联系买家、负责收取赃款等），审查其供述的分工内容与实际行为是否匹配（如声称仅负责 “介绍”，但实际参与控制被害人的，需结合被害人陈述或现场证据推翻其辩解），确保准确认定各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与作用。
此处 “高危险手段” 包括暴力殴打、胁迫恐吓、麻醉控制、非法拘禁、劫持等可能直接危害被害人身心健康的行为，审查时需聚焦行为人主观心态：
- 主观认知：通过行为人供述、被害人陈述，核查其是否明知所采取的手段具有高度危险性（如是否知晓麻醉药物过量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是否明知暴力殴打可能造成重伤），避免行为人以 “不知手段有危险” 为由推卸责任；
- 后果认知：审查行为人对手段可能引发后果的预判（如是否意识到长期非法拘禁可能导致被害人精神失常，是否意识到胁迫可能导致被害人自杀），若行为人供述 “未预料到严重后果”，需结合其既往经历（如是否有同类犯罪前科）、手段实施时的具体情况（如是否持续使用暴力、是否忽视被害人的求救信号），判断其是否属于 “应当预见而未预见” 的过失，或 “明知可能发生而放任” 的间接故意。
需结合言词证据与鉴定意见、现场勘验笔录等，明确行为人对严重后果的认知状态，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 主观认知：审查行为人是否明知其拐卖行为（如控制、运输、贩卖过程中的行为）可能导致被害人重伤、死亡（如是否知晓被害人有基础疾病仍实施非法拘禁，是否在运输中不给被害人提供饮食导致其脱水）；
- 后果认知：核查后果发生时行为人是否知情，知情后是否采取补救措施（如被害人受伤后是否置之不理，或仅进行简单处理后继续拐卖），若行为人供述 “后果发生后才知情”，需结合证人证言（如同行人员的供述）、被害人陈述（如是否在受伤时求救），判断其是否存在 “刻意回避认知” 的情形，避免将故意犯罪混淆为过失或意外事件。
跨境拐卖案件中，被害人主观意愿往往存在 “自愿” 与 “被拐骗、胁迫” 的争议，需通过被害人陈述、行为人供述及境外证人证言（如协助联系的中间人证言），重点核查：
- 被害人对 “跨境目的” 的认知：明确被害人最初是否知晓跨境后的真实用途，若行为人以 “介绍高薪工作”“跨境结婚” 等名义诱骗，需审查被害人是否有证据证明其被误导（如行为人提供的虚假招聘信息、聊天记录）；
- 是否存在拐骗、胁迫、劫持行为：若被害人主张被胁迫，需核查其是否遭受暴力威胁（如是否有伤情鉴定佐证）、精神控制（如是否被没收证件、限制与外界联系），或被劫持（如是否在非自愿情况下被强行带离国境）；
- “卖淫女” 身份的特殊性审查：即使被害人有过卖淫经历，仍需区分其是否 “自愿跨境卖淫” 或 “被拐卖后被迫卖淫”，审查行为人是否以 “提供卖淫机会” 为诱饵，实际通过控制人身自由、克扣报酬等方式强迫其卖淫，避免因被害人过往身份忽视其被拐卖的事实，确保不遗漏对 “以跨境卖淫为名实施拐卖” 行为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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