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在行为方式上存在相似性（均可能通过暴力、胁迫等手段剥夺他人人身自由），二者属于 “特殊与一般” 的关系，核心区分在于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而实践中 “为索债扣押他人” 的行为，需结合债务性质、行为目的等精准定性，具体规则如下：
两罪均侵犯 “他人人身自由权利”，且都可通过暴力、胁迫、其他方法实施，甚至绑架、劫持被害人的空间特点也一致，但关键差异体现在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
- 绑架罪：不仅要求有 “非法剥夺人身自由” 的行为，还需具备 “勒索财物” 或 “满足行为人其他不法要求” 的目的，且客观上存在 “向第三人（人质近亲属、利害关系人等）勒索财物或提出不法要求” 的实行行为；
- 非法拘禁罪：仅以 “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 为目的，无 “勒索财物或提不法要求” 的目的，客观上也不存在向第三人施压的行为（如仅为逼债而扣押债务人，未向其家属索要财物）。
根据《刑法》第 238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 的行为，无论债务是否受法律保护，均按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具体包括：
若行为人事先预谋设局制造债务（如引诱被害人赌博并 “出老千” 使其欠下虚假巨额赌债），再以 “追索该虚假债务” 为名拘禁被害人，向被害人或其家属索要财物，此时行为性质已发生转变，应认定为绑架罪，而非索债型非法拘禁罪。核心原因在于：行为人设置赌债圈套的行为，本质是 “以制造虚假债务为手段，掩盖其勒索财物的真实目的”，主观上并非 “索取真实存在的债务”，客观上通过拘禁被害人向其家属施压索财，完全符合绑架罪 “以人质为筹码勒索财物” 的构成要件。
- 被告人唐某柱、邱某等人预谋：以 “介绍水电工程” 为诱饵，引诱被害人王某参与 “三公” 扑克牌赌博，通过 “出老千”（作弊）让王某 “欠下赌债”，再以索债为名控制王某索财；
- 2008 年 7 月，邱某等人按预谋引诱王某赌博，后搜走王某车内现金 6000 元及农业银行存折，逼迫王某说出密码并取走存款 6.37 万元；
- 随后，被告人打电话给王某家属，谎称 “绑架了王某”，要求家属存入 13.3 万元至指定账户，收到钱款后才释放王某及同伙唐某柱（唐某柱事前约定假装输钱一同被 “控制” 以降低王某警惕），事后唐某柱分得 2.64 万元。
- 一审法院：认定唐某柱、邱某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构成绑架罪；
- 被告人上诉理由：辩称 “主观无绑架勒索故意，仅为收回赌债，应定非法拘禁罪”；
- 二审法院（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核心逻辑是 —— 被告人事先预谋设局制造虚假赌债，“索债” 仅是幌子，真实目的是通过拘禁王某向其家属勒索财物，符合绑架罪构成要件，故排除非法拘禁罪的适用。
若行为人最初为索取债务扣押他人，向被绑架人的近亲属或其他人索取完债务后，又额外索取财物，或 “以人质相威胁提出其他不法要求”，此时行为人同时触犯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但司法实践中一般视为 “想象竞合犯或吸收犯”，以绑架罪一罪处理。
需注意 “额外索财” 的认定边界：只有当行为人勒索的钱财明显大于被害人所欠债务（包括非法债务），行为性质超出 “为索债限制人身自由” 的范围，实质上成为 “以拘禁人质为手段勒索他人钱财” 时，才以绑架罪定罪；若索要钱财未超出债务范围，或差额不大（如被害人欠 10 万元赌债，行为人索要 12 万 - 13 万元），因存在真实债务基础，且被害人在案件起因上有一定过错，一般仍以非法拘禁罪论处。
具体案件中，需综合考虑以下因素判断：
- 索要钱物的绝对数额是否巨大；
- 超出债务部分的数额与债务本身的差额是否巨大；
- 实际得到的钱款与所欠债务数额是否相当，是否在得到债务后立即释放被害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