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与辩护律师的沟通协商，促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

辩护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检控双方虽然职责不同，控辩对抗性较强，但树立法律权威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双方的共同职责和目标。无论从刑罚的谦抑性，还是检察机关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来看，都需要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所以辩护律师与公诉人加强协商、充分沟通成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语境下的新常态。基于认罪认罚从宽作为诉讼协商机制的制度本质，以及检察机关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法定职责，承担公诉和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必须履行主导职责。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认罪认罚时得到充分的法律帮助，检察机关不仅要保证有辩护人或值班律师在场，而且应当主动作为，通过保障辩护律师阅卷、会见权，主动听取辩护意见，详细向辩护人阐明检察机关指控犯罪的理由，确保辩护人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过程中发挥实质作用。这样不仅能够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而且可以充分发挥辩护人作为诉讼参与人的地位，借助辩护人的专业优势和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信任关系，动员和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尽早认罪认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争取最大的诉讼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会发现，个别辩护人在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情形下，却当庭发表针对被告人全部或部分犯罪事实的无罪辩护意见，出现被告人与辩护人辩护观点冲突的尴尬局面。对此种现象，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辩护人的辩护观点应该与被告人是否认罪认罚的态度始终保持一致。如果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辩护人作为被告人的委托代理人，就应尊重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意愿，与被告人保持态度一致，做认可检察机关指控犯罪事实基础上的罪轻辩护，这既符合被告人真实的认罪认罚意愿，也是辩护人依法履职且有利于被告人的法定要求，也有利于树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权威。但如果辩护人一方面见证具结并通过释法说理使被告人认可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从而获得了从宽处理的制度优惠；另一方面却又做出观点相反的无罪辩护，势必会造成被告人对法律制度的认知混乱，使其陷入自己行为到底是否构成犯罪的疑惑之中，同时辩护人也违背了作为委托人的代言人的职业道德，也势必会削弱公众对于法律的敬畏，伤害司法的权威。除非是被告人与辩护人故意串通勾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既要享受制度红利让被告人假认罪，又通过律师做无罪辩护表达其不认可指控犯罪、希望法院判决无罪的真实心声，当然这就需要揭开其并不认罪的真实面纱，也因而不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被告人与其辩护人发生辩护观点的冲突时，基于辩护人独立辩护原则，公诉人应当尊重辩护人发表独立辩护意见。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多以宽容态度支持了这种观点。我们也持这种观点，但公诉人要注意，必须当庭及时再次核实被告人的认罪态度，特别是在辩护人无罪辩护意见所依据的事实与被告人本人的有罪供述相矛盾时，公诉人应当及时通过法庭讯问向被告人核实案件事实，一方面达到驳斥辩护人无罪辩护意见的效果，另一方面切实查明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真实性，核实其是否承认犯罪事实并认可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继而作出是否对其继续适用认罪认罚建议从宽处罚的决定。其实，在庭审中亦经常见到，辩护人在发表无罪辩护意见的同时，也会一再向法庭表明其辩护意见不影响被告人本人的认罪态度，甚至通过向被告人进行法庭发问的方式，帮助被告人向法庭再次表明其认罪认罚的态度，这也正说明了辩护人对被告人理性选择认罪认罚起到了实质的帮助作用，否则当庭被告人心理上通常很难镇定面对这种辩护观点的冲突。换言之，这种辩护观点的冲突或许恰恰是护方对辩护策略的选择（尽管这种策略的正当性值得商榷），本身印证了辩护人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正向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