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关于盗窃 “数额较大” 认定标准的特别规定

《2013 年司法解释》第 2 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前条规定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定：（一）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二）一年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的；（三）组织、控制未成年人盗窃的；（四）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事件发生地盗窃的；（五）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六）在医院盗窃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的；（七）盗窃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八）因盗窃造成严重后果的。”

规定本条主要是考虑：就盗窃犯罪而言，数额固然是影响定罪量刑的重要情节，但除此之外，行为人的一贯表现、犯罪方式、盗窃对象等也是影响社会危害性的重要因素。在综合考虑有关情节基础上，对盗窃 “数额较大” 的标准作出特别规定，可以避免 “唯数额论” 的不足，更好地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刑法基本原则和主客观相一致刑法原理。关于本条，需特别说明以下几点：

一是本条第 1 项、第 2 项是根据实践中为数不少的盗窃违法犯罪分子有前科的实际，为强化对此类屡教不改者的惩治效果而设置的。起草过程中，对于该两项规定，曾有不同认识。有意见提出，其存在双重评价问题；特别是对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同时又符合累犯成立条件的行为人，如一方面降低入罪数额门槛，另一方面又按照累犯从重处罚，有双重从重之嫌。本条是对盗窃 “数额较大” 所作的特别规定。根据本条，盗窃数额达到《2013 年司法解释》第 1 条规定标准的 50%，并具有相应情形的，即属于法律规定的 “数额较大”。换言之，本条是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对盗窃 “数额较大” 明确的另一个具体认定标准，故对根据本条已构成盗窃罪的行为人，如同时符合累犯成立条件的，依法从重处罚，并不存在双重从重问题。对此，有关部门，包括立法机关，都不持异议。当然，由于已将累犯作为定罪情节考虑，体现了对累犯从严惩处的立法精神，因此，在具体量刑时，要掌握好从重处罚的幅度，不宜增加过多的刑罚量，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二是关于本条第 1 项 “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 规定中盗窃的理解。有意见提出，此处的盗窃应理解为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即不仅包括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的行为，也包括因法条竞合等关系虽以其他罪名（如破坏电力设备罪等）定罪处罚，但同时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经进一步研究，对该项规定中的 “盗窃”，应理解为仅指盗窃罪。主要考虑：其一，对《2013 年司法解释》中 “盗窃” 一词，应尽可能作同一解释，否则容易造成理解适用上的困惑、混乱。其二，设置本条第 1 项、第 2 项的目的在于严惩盗窃惯犯，其数额标准仅为第 1 条规定标准的一半，故宜适当控制适用范围。其三，理解为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从实现罪刑均衡的角度有一定道理，但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包括盗窃特殊物品、因盗窃又构成其他重罪、以盗窃方式实施其他犯罪、盗窃后转化抢劫等多种情形，范围很大，审查判断难度大，且容易引发争议。

三是本条第 3 项是针对组织、控制未成年人盗窃案件多发、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的实际设置的。起草过程中，有意见提出，本项规定不妥，因其与《刑法》第 262 条之二关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规定存在竞合。《刑法》第 262 条之二主要是规制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而本项规定则是组织、控制未成年人实施盗窃犯罪的处理问题。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显然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组织未成年人盗窃的，在任何情况下，均只能以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论处，最高只能判 7 年有期徒刑。规定本项主要是明确：当组织、控制未成年人实施盗窃，依法应以盗窃罪论处时，可以降低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即提高定罪量刑的法定刑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