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主从犯本质上需要围绕不同人员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来分析，获利情况本身并不直接体现行为人的作用大小。但是，根据一般社会观念，在同一团体活动中，行为人的获利大小往往与其对该团体活动的贡献程度成正比，贡献越大，一般获利越多；贡献越小，一般获利越少。正因为此，可以结合获利情况倒推个体在团体活动中的贡献程度。走私罪作为典型的经济犯罪，行为人以获取经济利益为基本诉求，获利情况更可以作为评判其在共同犯罪中作用大小的重要尺度。获利包括行为人参与共同犯罪的实际获利和预期获利。通常情况下，如果行为人的获利（包括预期获利）越多，其在共同走私中的作用越大，反之亦然。
总体而言，根据行为人参与某一违法犯罪的获利模式，大体可以分为谋利型犯罪和谋生型犯罪：
- 谋利型犯罪：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实施违法犯罪，最典型的是走私犯罪投资人（货物股东）。其特征是获利情况不确定，且获利大小与经济风险成正比，一旦案发，面临所有投入、所有货物被追缴的风险。
- 谋生型犯罪：以获取相对固定报酬为目标参与到违法犯罪中，比如非设关地走私中受雇用的船员、望风人员，单位走私中的普通业务员，行邮走私中的 “水客” 等。其特征是获利情况比较固定，经济风险较低，一般情况下可以认定为从犯。
当然，在具体的共同犯罪中，有些人是纯粹的谋利型犯罪，有些人是纯粹的谋生型犯罪，但不少情况下同一参与人可能是谋利型成分与谋生型成分交织。一般而言，谋利型成分占比越高，其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越大，反之亦然。
获利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但也不宜过于夸大其作用，主要原因有两点：
- 刑法惩罚的核心是行为及其社会危害性，只有行为人在犯罪中承担的具体职责、实施的具体行为，才与其对社会的危害性直接关联；获利情况只是违法犯罪的副产品，不与犯罪地位、作用直接挂钩，仅能作为间接参考因素。
- 随着走私犯罪隐蔽化程度提升，大量案件中准确查清不同人员的真实获利情况、获利模式存在困难，难以作为核心认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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