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岳、赵某等协助组织卖淫案——组织卖淫中“代聊手”行为的定性规则

一、案例信息

二、关键词

三、裁判要旨

1. 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核心区分标准：二者的界限在于是否实施“管理、控制卖淫活动的组织行为”。组织行为体现为对卖淫活动的管理、指挥、策划、安排、调度等实行行为，核心是对卖淫者及卖淫活动形成支配性控制；而协助行为仅为组织卖淫提供外围辅助，不具备上述支配力与管理权限。“代聊手”未直接控制卖淫女，也未参与卖淫活动的调度安排，仅提供嫖客信息，属协助行为而非组织行为。
2. “代聊手”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认定依据：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行为人不与卖淫行为直接关联，对卖淫活动无支配权，其核心作用是为组织卖淫者实现犯罪意图提供便利。“代聊手”根据组织者指示，通过网络冒充卖淫人员与嫖客沟通，搜集并传递嫖客的时间、地点、价格等关键交易信息，为卖淫活动的发起与延续提供必要条件，符合《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规定。
3. “代聊手”与介绍卖淫罪的界限划分：介绍卖淫罪是在卖淫者与嫖客间牵线搭桥的“淫媒行为”，介绍者与卖淫者利益牵连、联系固定，且通常从卖淫者处获取报酬。而“代聊手”主观上不明知具体卖淫者情况，客观上仅服务于组织卖淫的组织者，不直接连接卖淫者与嫖客，报酬来源于组织者而非卖淫者，不符合介绍卖淫罪的构成要件。
4. 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独立罪名属性：该罪并非组织卖淫罪的从犯，而是具有独立罪状与法定刑的罪名。即使在共同犯罪中，“代聊手”的辅助行为因对组织卖淫活动起重要支持作用，应单独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不适用刑法总则关于从犯的处罚原则。

四、案例详情

（一）基本案情

1. 犯罪团伙层级与分工： 组织者：谭某辉为核心组织者，负责管理、指挥卖淫女，并根据嫖客信息安排卖淫活动；
2. 中间层级：王某才等人受谭某辉委托，负责在网络上招揽嫖客，雇佣“代聊手”开展具体信息搜集工作；
3. 辅助层级：王某岳、赵某、余某棽、董某祥作为“代聊手”，受王某才雇佣，通过网络冒充卖淫人员与潜在嫖客沟通，获取嫖客需求信息。
4. 犯罪实施过程： 信息流转：王某岳等人将获取的嫖客时间、地点、价格、联系方式等信息通过微信传递给王某才，王某才再同步至谭某辉；
5. 卖淫组织：谭某辉根据上述信息，调度其管理的卖淫女，在江苏省泰州市、盐城市等地的酒店宾馆内实施卖淫活动；
6. 犯罪周期：2018年初至2018年6月，该犯罪团伙持续实施组织卖淫及协助行为。
7. 案件审理与结果：一审判决：2019年12月27日，姜堰区法院认定谭某辉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二万八千元；王某才、王某岳、赵某、余某棽、董某祥均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其中王某才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八万元，其余四人各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二万元；
8. 二审结果：部分被告人上诉后，泰州市中院于2020年7月14日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诉讼核心争议

五、裁判理由

1. 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认定： 主观要件：王某岳等人明知王某才、谭某辉从事组织卖淫活动，仍受雇佣担任“代聊手”，通过网络获取嫖客信息并传递，主观上具有协助组织卖淫的直接故意；
2. 客观要件：其行为虽未直接参与卖淫活动的组织、控制，但通过提供关键交易信息，为谭某辉组织卖淫提供了必要的前期条件，属于组织卖淫犯罪中的“帮助行为”，符合《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客观特征。
3. 排除组织卖淫罪、介绍卖淫罪的关键理由： 不构成组织卖淫罪：组织卖淫罪要求行为人对卖淫者及卖淫活动具有管理、控制能力。本案中，王某岳等人既未招募、雇佣卖淫女，也未对卖淫活动的时间、地点、人员进行调度，对卖淫过程无任何支配权，仅处于信息传递的外围环节，不符合组织行为的核心特征；
4. 不构成介绍卖淫罪：介绍卖淫罪的核心是在卖淫者与嫖客间建立直接联系，介绍者与卖淫者存在利益绑定。而王某岳等人不知晓具体卖淫者身份，仅向组织者提供嫖客信息，不直接对接卖淫者，报酬来源于组织者而非卖淫交易分成，与介绍卖淫罪的“淫媒”本质不符。
5. 共同犯罪中的角色定位与量刑考量： 罪名独立性：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协助组织卖淫罪是独立罪名，有单独法定刑，不适用从犯“应当从轻、减轻”的处罚原则，应根据其行为作用独立量刑；
6. 量刑差异化：谭某辉作为组织者，起核心主导作用，以组织卖淫罪从重处罚；王某才作为“代聊”业务的管理者，作用大于普通“代聊手”，故刑期重于王某岳等人；王某岳等人系普通辅助人员，且一审中被判处缓刑，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六、关联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