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通说认为，包庇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过失不能构成包庇罪。同时，尽管刑法条文中未明确规定行为目的，但 “明知是犯罪的人而…… 作假证明包庇的” 这一表述，必然隐含 “使犯罪的人逃避刑事制裁” 的目的，因此行为人主观上必然是 “希望危害结果发生” 的意志因素，不可能是放任态度，故包庇罪的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而非间接故意。
《刑法》第 310 条明确要求行为人必须 “明知是犯罪的人”，根据 “两高”《关于办理窝藏、包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5 条规定，对 “明知” 的认定需结合主、客观因素综合判断：
需根据案件客观事实，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接触被包庇犯罪人的情况，以及行为人、犯罪人的供述等信息，全面审查确认行为人是否知晓包庇对象的犯罪属性。
需特别注意：行为人若将被包庇者所犯之罪 “误认为其他犯罪”（如将包庇对象的盗窃罪误认为诈骗罪），不影响《刑法》第 310 条第 1 款 “明知” 的认定 —— 只要行为人知晓包庇对象是 “犯罪的人”，即便对具体罪名存在认知偏差，仍符合 “明知” 的要求。
当前通说认为，包庇罪中的 “明知” 既包括确定性认知（行为人清楚知道包庇对象是犯罪的人），也包括可能性认知（行为人认识到包庇对象 “可能是” 犯罪的人），理由如下：
刑事犯罪的证明本是逐步推进的过程，司法机关在立案侦查初期尚无法完全明确犯罪事实，若要求行为人实施包庇行为时 “必须明确知道对象系犯罪的人”，会过度提高 “明知” 的认定标准，不当缩小包庇罪的适用范围，导致部分具有放任心态、明知对象可能犯罪仍提供包庇的行为逃脱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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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严格区分 “认知程度偏差” 与 “事实认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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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行为人将 “非犯罪人误认为犯罪人”，或 “将犯罪人误认为非犯罪人”，属于事实认识错误（犯罪对象是犯罪构成要件事实）—— 此时行为人对 “包庇对象是否为犯罪的人” 存在根本性认知错误，不符合 “明知” 的前提，不构成包庇罪；
- 若行为人仅对 “对象所犯罪行的具体类型” 存在认知偏差（如误认盗窃罪为诈骗罪），不属于事实认识错误，不影响 “明知” 的认定。
对 “明知” 的判断，应采用 “一般人标准”，即结合客观情况，从 “具有正常认知能力的普通人” 视角出发，综合以下因素查明行为人实施包庇行为时的主观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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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人自身条件：年龄、知识水平、社会阅历（如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法律从业者与普通民众的认知能力存在差异，需区别判断）；
- 行为人与包庇对象的关系：是否为亲属、同事、朋友（如近亲属对彼此行为的了解程度更高，更易知晓犯罪事实）；
- 行为时的客观情境：包庇行为发生的时间（如深夜帮助转移财物）、地点（如隐蔽的废弃仓库）、方式（如现金交易且不登记身份），以及一般人基于经验对该情境的判断（如普通人在深夜接收无合法凭证的贵重物品，应意识到来源可能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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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明知” 的判断需避免 “主观臆断”，需通过客观事实反推主观认知，确保符合 “主客观相统一” 的刑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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