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某某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虚开行为”界定与犯罪数额认定规则

一、案例信息

案号：2023-05-1-146-001

案由：刑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

审理法院：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2年7月5日

二审案号：（2022）鲁09刑终125号

二、关键词

刑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行为界定；犯罪数额

三、裁判要旨

虚开行为的主观目的导向性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核心界定标准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利用发票抵扣功能骗取国家税款”的主观目的。即使存在部分真实货物交易，若行为人以骗抵税款为目的，通过支付“开票费”从第三方获取与实际交易主体不符的发票用于抵扣，仍构成虚开行为。
抵扣权与纳税义务的对应原则：增值税“销项减进项”的抵扣规则以“进项已实际缴纳税款”为前提。若购买方在交易中支付的款项未包含税款（销售方无缴税义务或未缴税），购买方本身不享有合法抵扣权，其通过虚开发票获取抵扣的行为，本质是骗取国家税款，符合虚开罪的本质特征。
犯罪数额的全额认定规则：行为人支付的“开票费”系购买虚开发票的成本，并非向国家缴纳的税款，卖票方不会将该费用上缴国库，国家实际损失的是行为人通过虚开发票抵扣的全部税款。因此，犯罪数额应按实际抵扣的税款全额认定，不得扣除“开票费”等非法支出。
单位犯罪中责任人员的认定边界：单位实施虚开犯罪时，对直接决定、组织、实施虚开行为的法定代表人、经营管理人员、财务人员等，应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根据其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别定罪量刑。

四、案例详情

（一）基本案情

本案围绕泰某公司及赵某某等人通过支付“开票费”从第三方虚开发票抵扣税款的行为定性展开，核心争议为“有部分真实交易时虚开行为的认定及犯罪数额计算”，具体涉案事实如下：

交易背景与主体关系：被告单位山东肥城泰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某公司”）向河北省安平县旺某五金丝网厂（以下简称“旺某五金”）购买货物；
旺某五金系个体工商户，无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格，无法为泰某公司提供抵扣凭证。
虚开行为实施过程： 2011年11月至2013年1月，泰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赵某某安排经营部部长赵某、主管会计郭某某核算需虚开发票数额；
通过旺某五金经营者联系被告人董某，商定以支付“开票费”的方式，由董某为泰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董某在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通过其代销货物的天津两家公司，向泰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9份，价税合计6046308.32元。
款项支付与税款抵扣：泰某公司通过旺某五金向董某支付“开票费”20.34万元；
上述虚开发票已由泰某公司申报抵扣税款，实际抵扣金额781251.7元。
关键争议点：赵某某上诉主张“有真实交易基础，且已支付开票费，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该费用”。

（二）诉讼进程与判决结果

一审判决（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法院（2022）鲁0983刑初32号，2022年6月2日）：被告单位泰某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五万元；
被告人赵某某（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被告人赵某、郭某某（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
被告人董某（开票方）：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
没收违法所得：扣押的开票费20.34万元及泰某公司退缴的抵扣税款781251.7元，均上缴国库。
二审裁定（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09刑终125号，2022年7月5日）：驳回赵某某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认定赵某某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虚开行为及犯罪数额认定准确。

五、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围绕“虚开行为的界定”“犯罪数额的计算”“责任主体的认定”展开核心论证，结合《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及增值税征管规则，具体理由如下：

虚开行为的认定：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的统一：主观故意明确：泰某公司明知旺某五金无开票资格，仍主动通过支付5%-6%“开票费”的方式，委托董某从第三方虚开发票，核心目的是获取抵扣凭证以减少应缴税款，具有“骗抵国家税款”的直接故意；
客观行为符合虚开特征：董某开具发票的天津两家公司与泰某公司无真实货物交易，发票内容与实际交易主体不符，属于“让他人为自己虚开”的典型虚开形态，即使泰某公司与旺某五金存在真实交易，也不影响虚开行为的认定。
犯罪数额全额认定的法理依据：抵扣权的合法性否定：泰某公司向旺某五金支付的货款未包含增值税税款，旺某五金作为个体工商户无需就该交易缴纳增值税，泰某公司本身不享有合法的进项抵扣权，其通过虚开发票抵扣的781251.7元税款，全部属于国家税款损失；
“开票费”的性质界定：20.34万元“开票费”是泰某公司购买虚开发票的非法成本，该费用由董某等个人占有，未进入国库成为国家税收，若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将导致对国家税款损失的低估，违背“全额追缴”的原则，故犯罪数额应按实际抵扣税款781251.7元认定。
单位犯罪责任人员的区分依据：赵某某作为泰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主导并安排虚开事宜，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赵某、郭某某具体执行核算发票数额、对接虚开流程等工作，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董某作为虚开发票的提供方，与泰某公司形成共同犯罪，根据其作用定罪量刑，符合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责任区分规则。
缓刑适用的合理性：考虑到涉案税款及非法所得已全部追缴，未造成实际经济损失，各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良好，对其适用缓刑既体现了惩戒功能，又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